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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报刊研究:一个被忽略的“富矿”

赵稀方、王杨
内容提要 继《小说香港》之后,赵稀方研究员又有一部《报刊香港》于今年问世。两本著作间隔十几年,但无论从题目还是内容上都有呼应和承续,《小说香港》旨在辨析香港的文化身份及城市经验,而香港报刊研究,是一个被忽略了的富矿。

 

赵稀方

    

    写作缘起 

 

    王 杨:您在继《小说香港》之后,又有一部《报刊香港》于今年问世。两本著作间隔十几年,但无论从题目还是内容上都有呼应和承续。时隔多年,您写作《报刊香港》的初衷是怎样的? 

    赵稀方:有人问我为什么写《小说香港》?我的回答是:博士论文命题作文。不过,谈到《报刊香港》,这倒确乎是我自己的选择。

    我的香港文学研究开始于1995年,《小说香港》旨在辨析香港的文化身份及城市经验。此后,我转向后殖民理论研究,原因是港台研究中屡屡碰到后殖民理论,聚讼不清,所以希望对这个理论进行彻底清理。后殖民理论相当艰深,国内翻译很少,主要依赖外文文献,所以“一入侯门深似海”,一直到2009年,《后殖民理论》(北京大学出版社)一书才完成。其后,为将后殖民原典介绍进汉语世界,又主编了“后殖民经典译丛”(2014)。

 

    无论是文化身份、城市经验,还是后殖民理论,都是从文化研究角度切入香港文学的,其实我自从进入香港文学领域后,一直感到这一学科缺乏基础史料工作。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,是香港报刊多数收藏在香港,内地学者少有机会看到。因为做起来难度太大,我一直不作此想,但这毕竟是一个学科的致命之处,我一直牵挂于心。在2013年的冬天,我决定放下手头的工作,开始研究香港报刊。

    报刊研究真是个苦差事,仅仅一个《小说星期刊》我就看了将近一年的时间,这个刊物以文言为主,文白夹杂,看起来很困难,不过我以为这是一个被忽略了的富矿,值得挖掘,在《报刊香港》一书中,我专章讨论了这个刊物。看史料的过程中,我时时感到过于枯燥,常有罢手的想法。事实上,我在个人兴趣上偏于理论,喜欢思辨,不太看得上也不甘心把时间一直耗在史料里,但还是坚持下来了。有次碰到台湾清华大学教授柳书琴,她说,做理论的人甘于做史料真不多见。我大概因为岁数大了,在学术上已经没什么功利心了,心境淡了,才有时间慢慢磨一点材料。

 

    王 杨:我记得您说过这本书的写作是从2013年开始,从开始写作到出版经历了6年多,从时间上就能看出创作的不易。这本书史料详实,通过对于报刊的细致考察,还厘清了很多有疑问之处,体现了实证精神。创作过程中,考据工夫是不是比较难的部分? 

    赵稀方:《报刊香港》写了6年,但谈到查阅香港史料,那就更早了。夸张一点说,我查阅香港史料的地方遍布了全世界。2001-2002年,我在英国大英图书馆查阅《循环日报》微缩胶卷,在剑桥大学图书馆查阅W.Carlton Dawe1895年撰写的小说集Yellow and White。2005-2006年,在哈佛燕京图书馆查阅到大量香港上世纪50年代美元文化的材料,当时写出了《五十年代美元文化与香港小说》一文,发表于香港《二十一世纪》2006年第12号上。2007年我在台湾成功大学客座一年,2012年在台湾东华大学客座一年,课余时间全在图书馆,系统阅读台港报刊。台湾与香港关系较为密切,很多香港报刊资料在台湾都可以看到。在欧洲,中国研究资料最丰富的是荷兰的莱顿大学,2008年,我在那里查阅了多种香港早期英文材料。我在香港的图书馆待得时间最长:香港大学创立较早,冯平山图书馆、孔安道图书馆等地特藏部藏有较多旧刊;香港中文大学创立时间较晚,且关注当代中国研究,因此上世纪50年代以后的报刊资料比较多。至于内地的图书馆,我自1995年开始就系统查阅了中国现代文学馆和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台港藏书。报刊史料考证,的确是写作中比较难的部分,需要花大量的工夫,不过从材料出发,能够有新的发现,也是很让人兴奋的。

    我想举两个史料辨析的例子。一是有关于《循环日报》的,二是关于《红豆》的。

 

    文学史中关于香港文学起点的看法,来自于香港作家刘以鬯。刘以鬯1995年在《今天》第1期“香港文化专辑”上发表《香港文学的起点》一文,提出1874年王韬创建《循环日报》,同时创立文学副刊,以此作为香港文学的起点。刘以鬯说明,有关王韬创立文学副刊的说法,来自内地学者忻平的《王韬评传》。我查阅了忻平原书,发现他自己并未见过《循环日报》,创建副刊的说法来自于戈公振的《中国报业史》。再查戈公振的《中国报业史》,发现忻平遗漏了“光绪三十年”这个时间点。也就是说,戈公振所说的《循环日报》创立副刊时间在1904年,而王韬在1884年就离开香港,1897年就去世了。

    《循环日报》中国内地不藏,香港大学也只藏有部分微缩胶卷,所藏最全者为大英图书馆。我专门在大英图书馆查阅了《循环日报》的胶片,也查阅过香港大学的微缩胶卷,确认《循环日报》在创刊时并没有副刊。回想当年,自己大清早从剑桥出发,乘坐巴士赶到大英图书馆,在特藏室艰难地调节机器,东倒西歪地看《循环日报》胶片,心中已是惘然。

 

    《红豆》是30年代抗战之前香港最重要的报刊,可惜因为难以查阅,学界认识不清。《红豆》部分收藏于香港大学孔安道图书馆,部分收藏于中山大学图书馆,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微缩胶片,但多处不清晰。我经过多处查询,互相验证,基本完整地掌握了全部《红豆》杂志。据此,对于《红豆》的种种误解予以澄清。

    文学史对于《红豆》的记载主要根据有两处:一是香港文学亲历者侣伦的回忆,二是香港报刊专家卢玮銮的记叙,但我发现,两者的叙述均不太准确。侣伦和卢玮銮都提到,《红豆》开始先由梁国英长兄梁晃筹办,然后由弟弟梁之盘接办。不过,何时接办的却说法不一。卢玮銮明确说,时间是“1937年7月15日”。这个时间肯定是不对的,因为《红豆》早在1936年就结束了。卢玮銮说:“直到1937年7月15日,梁之盘接编以后,就正式在封面标明‘诗与散文’月刊”,这又不对。《红豆》在封面上标明“诗与散文月刊”是四卷五期,时间是“二十五年六月一日出版”,即1936年6月1日。至于卢玮銮以在《红豆》上标明“诗与散文”作为梁之盘接任的时间,则并无根据。侣伦认为,梁之盘接手的时间在二卷一期,改版后的《红豆》“由上海生活书店经售”,这也不对了。《红豆》从由“各大书局报社”代售,改为由上海“生活书店”总经售的时间是三卷一期,而不是二卷一期。侣伦认为“这刊物的特点是不登小说,只登诗与散文”,这明显有误,《红豆》从一卷一期开始,就刊登小说,第一期就有小说栏,刊登了易椿年、良铭、林夕的三篇小说。事实上,哥哥梁晃创办、弟弟梁之盘后来接手这一说法本身也是可疑的,从版权页看,梁之盘一开始就是“编辑督印”,创刊号上甚至没有梁晃的名字。

    我的考证文章发表在香港《大公报》后,卢玮銮不但不以为忤,反而特意通过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樊善标给我写邮件,转达感谢之意。卢玮銮是香港最有名的报刊史料专家,如此有胸怀,让人感佩。

    

    香港报刊与香港文学 

 

    王 杨:书中不同章节中,都有对于香港文学报刊上刊载“旧文学”的性质的讨论,不同于内地新文学对于旧文学的批评态度,而肯定旧文学是对于殖民的文化反抗和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工具。您特别谈到不要以内地现代文学史的眼光来看待类似的文学现象,这是否意味着,我们可以将香港作为另一种观察角度? 

    赵稀方:今年是五四纪念100周年,有各种讨论五四的文章,我觉得,如果从香港角度看五四,会出现一个不同的角度。

    我们知道,五四运动包括开始于1919年的学生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两种,后者早在1915年《青年杂志》(从第二卷起改名为《新青年》)创刊就开始了,一般人对于两者常常混同,原因是我们较多强调两者的同一性。但在香港,两者却是分开的,这种分离,恰恰提供了一个反省内地五四的契机。

    从现有资料看,在五四爱国运动中,香港同样积极响应。1919年五四运动发生后,消息迅速传到香港,香港的《华字日报》等报刊开始大篇幅报道。5月中下旬,香港出现市民抵制日货的反日活动,他们在街上贴“罢用日货”的传单,还有学生手持国货雨伞游行。据陈君葆回忆,香港大学也出现了学生请愿活动,被校方劝阻,但他们仍然以“香港中国学生”的名义发了电文。1924年第1期的《英华青年》刊登了一篇邓杰超所作的小说《父亲之赐》,小说的主人公是五四时期一个卖国贼的儿子,从行文看,这个卖国贼应该是曹汝霖、陆宗舆和章宗祥三人中间的一个。小说由主人公的心理活动构成,他为父亲的卖国行为感到羞耻,并为父亲赎罪。小说最后刊载了“杰超按”:“为‘五四’风潮痛恨曹陆章三人卖国而作,今登在本校季刊上。”这种直接表现五四的爱国小说,即使在五四时期内地的新文学中也不多见。

    不过,值得注意的是,在新文化运动上香港却并没有呼应内地,而是呼吁保存中国文化,融合中西。《英华青年》初创于1919年7月1日,正是五四运动刚刚发生不久的时候。由周夏明撰写的《英华青年·发刊词》谈的是“新旧思潮”的“互相融合”。1924年7月1日重刊的《英华青年》发刊词谈的是中国传统的“抒性感怀”“联吟唱和”,并且强调不分“白话文言”。从两篇发刊词都可以看出,《英华青年》主旨并非在于学习西方文化、批判中国传统,而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吸收西方文化融合新旧东西,以成一种“文明伟大之学问”。

    重刊《英华青年》的第一篇“社论”,是由沈锡瑚撰写的《对于本志的希望》。在这篇文章中,我们能够较为清晰地看到香港《英华青年》与内地完全不同的问题意识。作者强调倡导中国文化的外部原因是针对港人崇洋媚外的风气,他批评部分港人“醉心于物质的文明,贱视祖国的文化”,“生不愿封万户侯,但愿一当洋行工”,在这种情形下,“我固然很为各同学惜,但也极为我国前途危!所以我希望本杂志极力整理中国文化,作为中流砥柱,挽既倒之狂澜。”文章也提出反对“奴隶式”,然而它不是指所谓“封建”奴隶,而是指“媚外式”的奴隶,“社会上时有讥诮本港的学生是‘奴隶’式、‘媚外式’……的学生。这样羞辱我们,凡有血气,谁不痛心疾首?试问我们难道不是中国学生吗?他们为什么羞辱我们到这样田地?”

    在内地反对旧文化的时候,香港反倒借机召集大陆旧文人,促进香港的中国文化的保存赓续。内地文人聚集较多的刊物,是罗五洲创办的《文学研究录》。《文学研究录》封二“有志研究文学者鉴”云:“经学、史学、国史概要、西洋史概要、子学、文学、文法、作文法、小学、骈文、诗学、词学、尺牍、新闻学、小说、作小说法、修身,人人皆欲研究……”

    香港是殖民地,所处的历史语境与中国内地完全不同。在这里,英语是官方语言,中文处于弱势地位。如果说,中国内地面对的是“封建统治”,所以需要文化革命;香港面对的则是“殖民统治”,所以需要维护中国文化。作为一场政治运动的“五四”,是以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为主题的,就此而言,香港在文化上的反殖民倒是延续了“五四”主题的。

    五四以来,新文化运动以“西化”为导向,批判中国旧道德和旧文化,这是具有历史合理性的。然而,西方“现代性”的背后是殖民性,五四时期的“进化论”和“改造国民性”等命题,背后都是东方主义命题,这一向容易被我们忽略。我们一向以“反帝反封建”概括五四新文化,事实上从新文学来看,启蒙为主,“反帝”较少。现代香港对于殖民主义文化侵略的抵抗,可以让我们反省五四以来的文化激进主义所带来的问题。

    王 杨:1949年后的香港文学,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究竟有何意义? 

    赵稀方:1949年,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,国民党政府退守台湾。晚清以来的中国近现代文学从此一分为三,内地左翼文学成为主流;台湾则相反,为右翼文学所控制;惟有香港这个“第三空间”,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格局。香港依然维持左右文坛二元对立的格局,纯文学及现代主义传统持续发展,传统通俗文学更得以“中兴”,这些都是内地和台湾无法做到的。从一定意义上说,香港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延续。

    即以现代主义而言,从《诗朵》《文艺新潮》《新思潮》《浅水湾》乃至《好望角》,香港的现代主义译介和实践差不多前后延续了10年,其意义是衔接了1949年前中国现代文学的纯文学现代主义传统。大体而言,中国的现代主义起始于20年代李金发之后,高峰在30年代,延续至40年代,在1949年后停滞。《文艺新潮》的作者马朗、叶灵凤、曹聚仁、刘以鬯等人,则本身就是来自于中国现代文学史。他们既接续又发展了30年代以来中国文坛对于法国现代主义的译介。

    能够表明《文艺新潮》接续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事件,是《文艺新潮》一卷三期编辑的“三十年来中国最佳短篇小说选”。这一专辑重新刊登了沈从文的《萧萧》、端木蕻良的《遥远的风沙》、师陀的《期待》、郑定文的《大姊》及张天翼的《二十一个》5篇现代文学佳作。五六十年代香港已经在谈这些作家,早于1979年才译成中文的夏志清的《中国小说史》。

    王 杨:以前对于香港本土派的认识,限于也斯、西西一派,《报刊香港》的梳理有所不同,这对我们今天认识香港问题有何意义? 

    赵稀方:学界在谈论70年代以来香港本土派兴起的时候,的确只以也斯、西西为代表,以《我城》为主要作品。《报刊香港》对于自《中国学生周报·诗之页》,至《大拇指》《罗盘》,再到《素叶文学》的本土派报刊线索做了详细梳理,并且追溯到了更早的1967年古苍梧编的《盘古》和1970年关梦南和李家昇编的《秋萤诗刊》。更重要的是发现了以《诗风》《诗双月刊》《诗网络》为代表的新的不同类型的本土派。

    黄国彬的年龄与也斯相仿,他的文学观点所针对的主要是台湾现代诗,不过《诗风》首先提出来的主张,是回归中国传统,当然其最终的目标是融合古今中外。《诗风》的出场是相当奇特的,它最大的特色是将新诗与旧诗并列发表,连《诗风》自己都承认,这种做法是非同寻常的。“这种形式的诗刊恐怕并不多见,因为一般诗刊,发表旧诗便不发表现代诗,发表现代诗便不发表旧诗;新旧两体,互相排斥,势成水火。我们则兼收并蓄,让现代诗与旧诗互相冲击,希望冲击出真正具有新面目的中国现代诗来”。

    可以说,西西、也斯与黄国彬两派都是立足香港的,然而他们对于香港现代诗歌的建立却有着不同的理解。也斯、西西等倾向于建构本土化的香港诗歌,黄国彬等人则认为香港的长处恰恰在于它的文化开放性,能够汇聚融合古今中外。之所以存在这种差异,与他们身份的不同有关。大致而言,《诗风》同人基本上都是港大的学院派,而也斯、西西同人差不多是以民间自居的。

    也就是说,香港本土派并非铁板一块,既有认同本土的一派,也有认同中国文化、融合中西的一派。这对于我们今天认识和辨析香港本土主义,是很重要的一条线索。

    王 杨:《报刊香港》在时段上至80年代截止,请问你对80年代以后的香港报刊文学有何看法? 

    赵稀方:限于篇幅,《报刊香港》的讨论只到80年代。当然,80年代以后的香港文学报刊也在我的关注之中,并且是较为熟悉的一段。论及80年代以后的香港报刊,最重要的是《香港文学》,它1985年创刊,一直延续至今。今年上半年,我在《大公报》连载发表《从〈香港文学〉看香港文学》一文,旨在借《香港文学》概观80年代中期以后的香港文坛。

 

    50年代以来香港左右对立的文化格局,是二战以来世界两大阵营冷战的产物。及至冷战结束和中美建交,这种格局自然瓦解。徐速的《当代文艺》在1979年结束,《海洋文艺》忽然在1980年被终止,这个时间点并非偶然。右翼作家代表徐速和左翼文学代表作家阮朗,双双于1981年去世,富有象征意义,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。及至1984年底,香港文学报刊大量停止,似乎已经走上了绝路,然而1985年《香港文学》的面世,开创了香港报刊一个新的时代。

    在《香港文学》创刊号上刘以鬯发表的“创刊词”中,刘以鬯强调了几层意思:首先要打破香港文学的商业化格局,建立严肃文学的平台;其次要打破香港文学的政治化格局,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左右对立,派别林立,而是要“凝结”成为一个共同体;再次是香港文学的自我定位,它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,不过不是普通的一部分,而是海外华文文学的中心。主编刘以鬯是香港文坛元老,资历深,成就高,能服众,因此他能够打破左右之分,团结各方人马。在《香港文学》上出现的,既有老三派:力匡、黄崖、慕容羽军等右派作家,侣伦、舒城、何达、夏易、海辛等左派作家,李英豪、昆南、叶维廉、戴天等现代主义作家;又有新三派,西西、也斯等民间派作家,黄国彬、羁魂、胡燕青等古典派作家,还有彦火、陶然、东端等第二代左翼作家。中老年作家之外,香港新一代作家也不断冒出,董启章、韩丽珠、谢晓虹、葛亮、周洁茹等年轻作家文学书写很先锋。在新的时代条件下,《香港文学》出现了各路作家汇聚的新局面。

    《香港文学》的一个与众不同的重要定位,就是成为海外华文文学的中心。香港与海外的关系是天然形成的。其中一个例子就是《中国学生周报》,鼎盛时既有香港版,又有新马版、印尼版和缅甸版,印数也都相当可观。刘以鬯从一开始,就利用了香港这一特殊优势,他没有将《香港文学》局限于香港之内,而是以香港作家为经,延展到整个世界华文文学。

来源:《文艺报》2019年08月28日